網傳視頻截圖

南下行駛的K435列車上，年輕的舞蹈演員谷某被捅刺數刀，搶救無效后永遠地離開了人世。事情發生在5月4日晚，犯罪嫌疑人賀某某隨后被鐵路警方刑拘。

(資料圖片)

36歲的賀某某來自重慶長壽區，相關裁判文書顯示，他有吸毒史，神經病史。這不是賀某某第一次在外傷人，6年前他曾拿刀捅傷工友，雇主為其賠償10余萬元。賀某某老家鄰居稱，當地人都離他遠遠的，因為“他身上經常帶著刀”。賀某某的母親告訴記者，其10多年反復進精神病院，有時在家，有時回老家，平時打零工，“但是在哪里都待不長”。

近日，紅星新聞記者走訪了賀某某的老家、母親居住地，采訪了賀某某多處居住地的基層衛生機構和精神病院，聚焦流動中的精神病患者的管理難點，并試圖還原精神病患者賀某某的真實生存現狀。

生活的村莊

鄰居聽到名字就害怕

“他身上經常帶著刀”

賀某某父親的居住地——海棠鎮土橋村，由重慶市長壽區下轄。這起列車殺人事件已傳遍全村。

聽到“賀某某”的名字，不少村民連連擺手，避諱談及，一部分原因是害怕。“（賀某某患有）長期的神經病，碰到人就打，還打過他父親。”認識賀某某的一位村民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她有一兩年沒在村里看到賀某某了，但只要一提到這個人，她臉上露出恐懼神色，“我怕他，聽到我就怕。”

一處兩層高的臨街舊樓房，是賀某某的父親和奶奶住了幾十年的老宅。朱紅色的木門疏于修繕已掉漆，屋內昏暗無光。賀某某的奶奶告訴記者，她已88歲，現在家里靠低保維持生活。當年賀某某父母離婚后，年紀尚小的賀某某就被母親帶走了，她不了解賀某某的情況，并多次表示“他在長壽（區）住”，其他不愿多談。

隔壁鄰居告訴記者，當地人都離賀某某遠遠的，因為“他身上經常帶著刀”。據他了解，賀某某不常在此居住，“有時回家，有時不回家，沒有正經工作，好多年前還吸過毒。”

當記者詢問其父母是否能管住賀某某時，多名村民表示其父母監護能力不足。

“得了神經病的誰能天天管著呢？把他弄到醫院去都惱火（困難）。”一位村民告訴記者，賀某某的父母離婚多年，爺爺去世后，只有賀某某的父親和奶奶在家。“他家庭條件不好，奶奶很大年紀了，父親又生病管不了他，只能被關到精神病醫院去。”不過村民記得，賀某某的母親“還能管一點”。

重慶長壽區

賀某某的戶口后來遷到了重慶市長壽區。賀某某母親卓女士居住在鳳城街道關口社區的一處公租房小區。卓女士告訴記者，列車殺人事件發生后，已有警方趕來重慶做調查。她告訴記者，賀某某患有精神病十幾年了，在精神病院治了十幾年，每次住一段時間再出來，再進去住一段時間又出來。卓女士稱之前有兩次傷人的經歷，“也是發病了”。

賀某某是怎么從重慶長壽區跑到湖南衡陽傷人的呢？卓女士表示對此毫不知情，就連兒子什么時候離家的也不清楚。她記得兒子上次從精神病院出來后，想要離開長壽是在5月2日。“他說他腦袋里面被人安了監控，他要出去在沒人的地方把腦子清洗一下，他說手機也讓別人安了監控，可以隨時看到他的行蹤。”卓女士說，至于最后兒子怎么去了衡陽，她表示“不知道”。

賀某某經常發病，卓女士記得他最近的一次住院時間最長，共1年零8個月，于今年1月中旬出院。在卓女士看來，賀某某的精神病不是遺傳，一開始他吸毒，后又戒毒，戒毒兩年后，“開始犯病了”。卓女士說賀某某患病之后找工作困難，平時打零工，“他在哪個地方都待不長，就待幾天，剛開始人家感覺他是正常的，接觸后就知道有病了。”賀某某每個月還能領取幾百元的低保，母親卓女士因患病無法工作，也是靠低保維持生活，現在還欠著親戚朋友錢，刷信用卡都欠了十幾萬，“治精神病不花錢，是我治病欠下的錢。”卓女士一共兩個孩子，賀某某是老二，卓女士前兩年做過手術，現在每個月要到醫院輸液治療。

卓女士表示，賀某某在醫院的時間比較多，有時在家，有時在老家。對于受害者一家，卓女士表示想向他們道歉，“說實話，為這個兒子，我就想自己先死了。”早幾年，賀某某病發時還打罵過她，“他根本上認不出我是他媽，他（發病）那時候把我當成仇人，他的心理就是覺得別人要整他，要打他，要害他。”

隱蔽的病人

前雇主為其捅人賠過錢

事發后才知其有精神疾病

精神病患者不發病時，看上去與常人無異。一旦離開熟悉的地方，流入其他區域，常常隱藏于正常人中間，尤其發動侵害時往往令人猝不及防。

“老實人，話少”，這是張斌（化名）見到賀某某的第一印象。2016年，張斌在重慶開了一家勞務派遣公司。2017年3月，正值春節后大規模招人，張斌看到了30歲的賀某某來應聘，“（打扮）不干凈，一般普通打工仔的樣子”，問賀某某什么，他就答什么，不問就默不作聲。

張斌沒有特別留意賀某某，將他派往當地一家汽修公司服務，“但入職不到一個月，他就拿刀捅了那家汽修公司的一名老員工敖某。”張斌表示，賀某某與敖某素不相識，后來警方告訴他，賀某某稱傷人是因為精神病發作，出現了幻覺。

此事導致汽修公司支付敖某各類賠償款合計100998元。隨后，該汽修公司向張斌的派遣公司追討這筆費用，并進行了起訴。張斌這才意識到，自己招來的賀某某患有精神疾病，可是沒有哪一家公司會在入職前對員工進行精神鑒定，他覺得自己“很冤”。

“賀某某畢竟是我們公司派過去工作的。”張斌告訴紅星新聞記者，“除了前述提及的這10萬元賠償款，公司還為敖某支付醫藥費，總共花了大概13萬元。”張斌稱，他曾想向賀某某討回這筆損失，但與賀某某的母親聯系后，對方卻稱“賀某某已經是成年人了，我也管不了”。張斌稱，后來他向法院起訴賀某某，但是查到他身無分文，銀行卡也是父母開的，沒辦法凍結，他名下沒有銀行卡，沒有房產，“我官司打贏了也沒意義，打贏了一分錢也得不到。”他知道這筆錢追不回來了，只能自認倒霉。

“我當時就想，這是個危險的人，始終還會惹事。”張斌說，前兩天看到K435次列車上有乘客被刺傷身亡的報道后，他心里“咯噔”一下，“因為警方披露的兇手信息，也對上了。”

賀某某這次的傷人經過也令旁人猝不及防。據報道，事發時坐在4車廂10號座位的王先生目睹了案發過程。他距兩節車廂連接處的現場僅一兩米距離。當時從瞌睡中醒來的他，看到被捅刺的男子已經倒地不起，兇手的手上拿著一把刀。車廂里有一名穿黃衣服的乘客向兇手喊話，要他住手，卻一度遭到兇手的追趕恐嚇。

“兇手又回到捅刺那男子的位置，對倒地的男子又補了4刀。”王先生說，兇手再度捅刺的那4刀，他全程看到，其中一刀刺向男子頸部。他看到兇手手持的是一把較長且鋒利的刀。“當時他追黃衣服乘客的時候，那把刀從我眼前閃過，完全不像普通的水果刀。”王先生說，當時乘客們在沒有工具的情況下不敢上前制止兇手，后來警察持盾牌和防暴叉趕到才將兇手控制。

長壽區精神衛生中心（第三人民醫院）

醫院怎么治

急性期通常緩解最嚴重癥狀

恢復了回家后維持用藥

重慶長壽區精神衛生中心（第三人民醫院）曾接收賀某某治療精神病。

該醫院院長告訴記者，像賀某某這類常年進出精神病院的患者，并非個例，因為精神疾病是一個復雜、長期的慢性疾病，因此大部分精神病患者的一生都會幾進幾出醫院。而賀某某的間歇性精神病，院長透露，可能與他的性格有關。

對于間歇性精神病的出院標準，院長表示，依據患者疾病的緩解程度、自身的恢復，以及對患者社會功能的恢復來綜合判斷。對于精神病人流動在社會上，院長稱：“急性期的治療，通常是緩解患者最嚴重的大部分精神癥狀，若恢復了便可回家繼續工作，在家人或者其他部門的監護下工作，定期來看病。”

院長告訴記者，作為精神衛生中心，承擔著兩個最主要的職能，一是治療，二是出院后的隨訪，“將精神病患者納入管理，實際上國家最早拿出600多萬推動項目落地，使得大家越來越多地關心全國的精神障礙患者，所以我們是醫療機構，還是一個管理機構。”

據中國青年報2011年的一篇報道：我國第一個由中央財政直接支持的精神衛生項目，因啟動資金為686萬元，而被簡稱為“686項目”。該項目試圖探索完善“醫院社區一體化”的管理模式，把對重性精神病人的管理重點從醫院轉移到社區，在進行有效治療、康復的過程中進行管理。而該項目的目標之一，就是建立綜合預防和控制這些患者危險行為的有效機制，提高治療率，降低危險行為發生率，完善社區對重性精神疾病的防治和管理能力。

院長透露，“現在，整個（長壽區）檢出的是千分之五以上嚴重精神障礙（患者），舉個例子，我們現在有幾千個嚴重的（精神障礙患者），住院的有幾百個，（剩余）大部分還是在社區維持用藥、社區康復或者重返工作崗位等。”

如何監管重返社會的這部分精神病人呢？據其介紹，該地區建立的網絡系統隨訪機制，是在重性精神障礙患者回到社區后，由常住地各鄉鎮醫院、基層醫院的精神障礙防治醫生主持落地。“常住地是指長期居住6個月以上，在患者出院后，我們就會把（他的情況）推送給相關醫生，三個月至少要隨訪患者一次，要見兩次以上的面，還要給患者做一次免費體檢。”該負責人表示，精神障礙患者的監管，說到底需要多部門合力，包括公安、民政、殘聯、司法等部門共同參與。

院長強調，出院后維持用藥是減少復發的最重要因素，這也是最重要的手段。賀某某在接受警方問訊時也表示，他在患有精神障礙期間，吃藥情況就要好些，不吃藥就惱火些。

社區怎么管

“他是空掛戶”

基層衛生機構并不清楚情況

賀某某出院后，其用藥及監管問題落實情況如何？

賀某某母親所住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一名負責精神病患者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賀某某不是其轄區的精神病患者，這里也不是賀某某的常住地，他向記者表示，賀某某母親患病后，這幾年賀某某和海棠鎮老家的父親生活在一起。該社區一名負責民政的工作人員表示，對賀某某的情況不清楚。而賀某某父親居住地的土橋村衛生室村醫告訴記者，賀某某長期不在家，戶口遷到了長壽區，“應該是長壽區那邊管，我們衛生院也沒將他納入精神病庫。”

重慶長壽區鳳嶺路

紅星新聞記者獲悉，賀某某是重慶市長壽區人，戶口在長壽區鳳城街道鳳嶺路。鳳嶺路居委會一工作人員證實，“賀某某是空掛戶”，記者詢問是否歸該社區監管，對方搖了搖頭。該社區所屬的鳳城街道辦則婉拒了記者的采訪，表示相關問題需向長壽區宣傳部門了解。

相關判決書則證實了賀某某流動的生活狀態：無固定住所，多出現獨自外出打工或者流浪的情況。

（2019）渝0112民初29168號判決書顯示，賀某某在接受警方問詢時表示，從廠里跑了之后就在重慶一直逛，逛了一兩個月，當時身上有一些錢，平時吃點包子、面條這些，晚上就隨便找個空地、草坪之類的地方睡覺。之后就坐“黑車”回了長壽，后來又因為打人被長壽警察送到長壽第三人民醫院精神科住院。

中國裁判文書網截圖（部分）

流動患者存在管理難點

精神醫生對此提出三點建議

近年來，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綜合管理一直在強化。2019年，時任國家衛健委疾控局副局長雷正龍解讀《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年）》中對心理健康促進行動的要求時表示，借鑒精神衛生綜合管理試點工作經驗，相關部門要建立完善精神衛生綜合管理機制，聯合開展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登記報告、救治救助、康復服務等工作。雷正龍指出，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管理是納入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的，現在的管理狀況越來越好，但確實也存在一些問題，社會對嚴重精神障礙的認識，包括家屬、患者本身對疾病的認識還不夠，導致有些患者和家屬不遵醫囑，（患者）狀況好一點就隨便停藥了，因此有些患者容易復發，所以要提高“三率”——登記報告率、治療率、規范管理率。

流動中的精神病患者無疑為管理增加了難度。紅星新聞記者在由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信息研究所/圖書館研制的中國生物醫學文獻服務系統中查詢到，重慶市精神衛生中心的何兆宇醫師于今年1月發表了一篇題為《重慶市流動人口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特征分析》的論文，文章選取2019年8月至2020年2月在管的精神分裂癥患者216例（流動人口104例為研究組，戶籍人口112例為對照組）進行分析研究。作者研究發現，流動人口精神分裂癥患者由于自身特點，呈現出與戶籍人口精神分裂癥患者不同的特征，陽性癥狀和社會功能缺陷更明顯，疾病負擔更重，獲得的社會支持較少，生存質量較差，危險性較高。精神分裂癥患者暴力攻擊行為具有突發性、無目的性等特點，威脅社會公共安全。

對于該類人群的管理，何兆宇醫師提出三點建議：一是強化精神專科聯盟的功能，落實三級防治網絡。精神專科聯盟除了在學術交流、進修學習以外，作為一個協會性質的組織，還具有專業技術指導的功能定位，指導基層機構落實精神疾病三級防治，“織牢”三級防治網絡，網格化分級管理，從而減少精神分裂癥患者肇事肇禍發生率。二是加強患者流動管理，構建“互聯網+”管理模式。由于人員流動的不確定性，社區工作人員工作量較大，而且存在管理盲區，社區管理不能做到全覆蓋。互聯網的興起，使用“互聯網+人工智能”，通過情緒識別及分析、言語識別及分析、行為分析等，可以對患者進行癥狀分析、輔助診斷、行為預測等，從而實現流動精神分裂癥患者全覆蓋管理。三是加強對流動人口社會心理服務的覆蓋率和頻次。由于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發病與不良心理刺激和應對方式有相關性，所以在改善流動人口的工作生活環境以外，還要加強心理衛生知識的普及，以及心理危機干預和社會心理衛生服務，從而減少該類群體精神疾病的發生，早期干預減緩疾病進展，減少肇事肇禍的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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