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了“商”，然后才能有“翦商”。殷商的文化，被后世揚棄很多，但殷商人也給后世留下了很多。

中國古代政治中有一個名詞——三代，指的是上古時期的夏商周這三個朝代。后世的儒家認為，夏商周三代是中國政治最淳樸、最有道德的“黃金時代”。儒家士大夫想要贊美某個政權，就說他們“政追三代”，意思是已經趕上了三代那樣高的水平。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一百多年前發現的殷墟，打破了這個神話。看了殷墟出土的人祭和甲骨文記載，人們才知道，原來商朝是個可怕的時代，根本不是后世所說那種淳樸、善良，而是殺氣騰騰、鮮血淋淋，有可怕的人祭儀式。大批的活人被刀斧砍殺，拋入祭坑。其場面之慘烈，后世的人看一眼都會心驚肉跳、驚駭不已。

好在，人祭這種可怕的事情，只在殷商時期盛行。進入西周，就基本消失了。秦始皇雖然以殘暴著稱，但隨葬的只是泥塑的兵馬俑，而不是活人。再往后，有小規模的殉葬——比如后宮的嬪妃宮女給皇帝殉葬，但殷商時期那種大規模、血淋淋的殉葬，不再有了。

于是，對中國古代歷史，人們就有了一個新觀念——商周之變，非常重要，是中國歷史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可能是最重要的轉折點。周朝改變了商朝的很多基本特性，建立起全新的華夏文化，并成為后世中華文明的基礎。

《翦商》這本書把上述新觀點詳詳細細、細致入微地剖析、展現出來，把商周之變的前前后后講述得非常清楚，把“翦商”的歷史意義分析得淋漓盡致，包括一些此前歷史學家很少提及的重要內容，比如西周建立以后對殷商人祭傳統的徹底“大清理”，以及周公對新華夏文明的全面再造。這個“大清理”是如此成功，以至于殷商可怕的人祭歷史，幾乎被徹底湮滅在歷史深處。一直到近代殷墟的發現，才讓這段可怕的歷史為人所知。

《翦商》對中國歷史“商周之變”這個關鍵點的把握，非常準確和精彩。理解中國歷史，必須深刻理解“商周之變”，否則就難以理解中國文化很多核心特質的來源和演變。

殷商文化，和后來的周朝及后面的歷朝歷代，有很大區別，說是截然不同也不算夸張。可以說，《翦商》這本書勾勒出了華夏文明很多“文化基因”形成的過程。而且，這種勾勒建立在豐富的考古資料和歷史文獻的基礎上，有很高的學術性，并不是異想天開的“戲說歷史”。

有意思的是，正因為作者的論述以豐富的考古資料和歷史文獻為基礎，于是，在呈現了作者想要表達的內容——商周之變的前前后后——以外，《翦商》這本書還間接揭示了同樣重要的內容。不過，大多數讀者都沒注意到這個重要的揭示。

本文就打算說說這個往往被人忽略的地方。

概括來說就是：殷商及其殘暴可怕的人祭，對中國歷史的作用是什么？

《翦商》對殷商可怕的人祭，基本上持負面和否定的態度，并在這個基礎上，論述周人和周公反抗殷商、取而代之的進步性。

這種進步性當然無可置疑。沒有這種巨大的歷史進步，就沒有后來高級成熟的華夏文明。但是，看待歷史問題，必須有歷史的角度，那就是，殷商的人祭，固然應該被更高級、更先進的文明取代，但這種可怕的人祭，在歷史上是否也有其獨特的作用呢？

第一遍讀《翦商》時，我重點看的是商周之變。我印象中作者并沒有涉及這個問題。后來，為了寫這篇文章，我又讀了一遍《翦商》，這才看出，作者其實想到了這個重要問題。在第16頁，作者提了這樣的問題：

“當先民從部落時代走向早期國家和文明起源，戰爭和人祭是不是"必要的惡’？沒有它們，是否人類就無法進入文明時代？”

在后面的論述中，作者其實多次觸及了這方面，可惜都沒有深入分析。當然，這個問題本身是個非常重大、復雜的問題。主要內容是論述商周之變的《翦商》在這方面沒有深入展開，也很正常。這是一個值得寫一大堆書的大課題。本文嘗試著略說一二。

人類文明史的一個核心復雜性就在于，為了文明，為了和平，反而要使用暴力，要殺人。文明產生于血泊之中。這是無可回避的歷史事實。

現在世界上的所有人類，生物學上都屬于“智人”。和智人不同的，還曾經有過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現在已經滅絕了，而且，就是在和智人的生存競爭中失敗了，所以滅絕的。那么，智人是怎么戰勝尼安德特人的呢？

考古學家反復研究以后發現，就個體來說，尼安德特人并不比智人差，在體力等方面甚至優于智人。智人勝出的關鍵因素是組織力。考古發掘發現，尼安德特人最大的群體也不過十幾個人。而同時期的智人群體，已經達到上百人。上百人打十幾個人，當然勝多敗少，甚至百戰百勝。就這樣，在殘酷的生存競爭中，除了少數基因加入智人基因，作為一個物種，尼安德特人被智人滅絕了。

眾多個體分工協作組成的群體，是智人最終成為食物鏈頂端的關鍵因素，也是人類最終產生復雜文明的關鍵因素。被整合到一起的人數多少，是人類發展史中最重要的指標。一言以蔽之就是：人多力量大。

問題在于，把沒有血緣關系的人們整合到一起，非常非常難。現在我們生活在十億級別的國家中，覺得十幾億人互相認同為同一個國家的人，這事稀松平常沒什么可說的。其實，如果換個角度來看就會意識到，這事堪稱奇跡！

一個東北人和一個云貴地區的人，生活區域相隔幾千公里，衣食住行、生產生活各方面都截然不同。這樣兩個人遇到一起，居然認為自己是同一伙人——都是中國人。這可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人類幾千年上萬年演變的結果。在這個演變過程中，流血和殺人，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從人類進化史的角度來說，智人都是“走出非洲”的共同來源。走出非洲以后，在漫長的歲月中，智人逐漸散布到世界各地，開始只是幾十人、上百人的小部落。這個規模的群體，已經足以讓人類戰勝絕大多數動物。不過，這時，還遠遠達不到文明和國家的水平。

殘酷的事實是，這個階段的各個小部落，他們的命運，絕大部分都以滅絕或被其他部落、部族吞并而告終。這個數量級別的人類群體，一場較大的自然災害，就足以讓他們死絕。而更殘酷的是來自其他部落的生存競爭。

起初，人口總數很少，散布在各地的小部落，彼此之間有自然分隔，接觸不多。后來，人口繁衍漸漸增加，部落之間的接觸也就多了起來。伴隨著接觸多，互相攻殺、掠奪也就多了起來。對原始人來說，獵殺動物，和攻殺其他部落，沒什么區別。餓極了，看誰都是一堆肉。

就是在這種殘酷無情的生存競爭中，有組織力的、規模較大的部落，會漸漸勝出，成為“幸存者”。問題在于，為什么不同部落的組織力，會有差異呢？什么樣的部落，能整合更多人形成更大的規模呢？

在人們的印象中，華夏文明產生于黃河流域。后來，考古學在長江流域等很多地方都發現了古代遺存。于是有了“滿天星斗”的理論，認為華夏文明的產生不是僅有黃河流域這個單一源頭。

“滿天星斗”固然是事實，但后來終究還是“皓月當空”，黃河流域的文明成為和華夏文明的主流。長江流域的很多古文明，都先后消失了。

細看那些消失的古文明遺存，共同的特征是“暴力性”不強。或許是因為長江流域的自然條件比較好，人與人之間不必激烈爭奪，這些地方的古文明遺存中，很少見到防御工事、兵器等等，主要的設施都用于生產，而不是殺戮。比如最重要的城墻，在長江流域的古文明，主要是為了防洪，而不是為了打仗。

不打仗、專心生產、和平，看起來很好，但也正因此，人與人之間的聯系，沒有那么緊密，部落的規模，也不是很大。各家各戶，干自己的活兒，或者耕種，或者漁獵，有什么必要聚在一起呢？

沒有戰爭，沒有人祭，和平祥和，歲月安好。看上去沒什么問題。

相比之下，北方的自然條件要比長江流域差一些。各家各戶不具備分頭過小日子的條件。大家要湊到一起生活才行。客觀上，部落規模就要擴大。但是，沒有血緣關系的人們，怎么讓他們心甘情愿聚到一起，并為了群體放棄很多自己的小利益呢？

基本上只能靠殺人。

這里的殺人，既包括殺其他部落的人，也包括在內部殺自己的人。殺其他部落的人，不但能搶到好東西和勞動力，更重要的是，殺了人，流了血，“自己人”和“其他人”之間就有了不共戴天之仇。這樣一來，“自己人”就只能心甘情愿在聚在一起。如果某人被部落放逐或者拋棄，無異于被判處死刑。這個無人保護的家伙，很快就會“其他人”殺掉。

“自己人”有了強烈動機聚在一起以后，就有了維持內部秩序的需要，也就有了殺掉內部那些不守規矩、違反秩序的人的必要。這時，早期小部落時期的歲月靜好，也就一去不復返了。部落越大，規矩越大，相應的，生存力、戰斗力也就越大。

南方長江流域那些依然“歲月靜好”的小部落，基本上都是被來自北方的大部落武力消滅或者吞并的。有青銅武器和雙輪馬車的商人，很可能來自北方，經過現在的東北和華北地區，南下到達長江流域，向西進入河洛地區，建立起商朝的。

因此，商人的文化，帶有強烈的暴力和殺戮色彩。他們的人祭，也是維持內部整合、團結的必須手段。每一次殘酷的人祭，都在向在場的所有人宣示：誰是自己人，誰是其他人。自己人應該怎么生活在一起，應該怎么對付其他人，等等，等等。在那個文明的早期階段，只有這種殘酷的、無法忽視的辦法，才能把整合的概念、社會的意識強行灌進每個人的頭腦——面對血泊，每個人都知道，這可不是開玩笑的小事，這是事關生死、極端重要的大事。

實際上，東亞大陸的第一次的大型整合，正是在嗜殺的商人主導下完成的。勇武好戰的商人，手持青銅武器，駕著馬車，在東亞大陸東征西討，把很多分散的小部落，初步聚合成為一個共同體。

原來處于西部的周人，正是被商人征伐、整合進來的部落之一。商周之變，固然奠定了后世華夏文明的眾多核心要素，但在此之前，商人已經給周人留下了一個初步的、但已經很成型的共同體。周人的歷史作用在于進一步強化了這個共同體，為后來秦始皇的統一奠定了更加堅實的基礎。

也就是說，先有了“商”，然后才能“翦商”。殷商人的文化，雖然被后世揚棄很多，但我們不能忘記的是，他們同樣給后人留下了很多。沒有他們的殘酷和嗜殺，中華大地上的眾多小部落，就不會走上聚合、整合之道。

戰爭和人祭，在整合、聚合人群，形成文明和社會時，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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