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戴棒球帽、一襲休閑裝。微微翹起的下巴上，長著修剪得體的長須，雖不濃密，卻也飄然而裊，有幾分勁悍的意味，頗見風度……他就是“在世界文學之都與文學大家面對面”第十八回的主角，魯迅文學獎、老舍文學獎等諸多文學大獎得主衣向東。衣向東認為，文學是能夠引導人們的精神和信仰的。

【資料圖】

2023年8月16日下午，由南京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指導，南京市雨花臺區西善橋街道辦事處、西善橋街道新時代文明實踐所主辦，西善橋街道影視文旅中心、南京止一堂文化旅游發展有限公司、南京?初見之旅共同體承辦的這次活動，邀請北京著名作家衣向東入席開講。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博士李徽昭擔任學術主持。兩人圍繞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衣向東長篇小說《無處藏心》進行分享，交流的主題是“生活的真實與小說的虛構”。

作家衣向東（右）與學術主持李徽昭。

分享會現場。

知名文藝評論家張瀾濤、鼓樓區圖書館館長徐力、西善橋街道辦事處副主任張如鐵、南京止一堂文化旅游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徐曉亮等嘉賓，與高校師生、社區讀者百余人參加活動。

“我這次來南京是故地重游”

長篇小說《無處藏心》是一部根據真實事件創作的非虛構小說。

22年前，菰城發生“沈記旅館殺人案”，一案四命，兇手在逃。刑偵專家馮柏林馬失前蹄，提出了一個合乎邏輯、卻與真實情況南轅北轍的判斷，專案組疲于奔命，一次次功敗垂成。雖然兇手柳一沙成功躲藏了20多年，并不斷洗白自己，成為在當地小有名氣的作家，但藏身容易藏心難，他經受了惶惶不可終日的歲月，最終沒有逃脫正義的審判。

顯然，這部小說的背后，涉及的是一個沉重的話題。

于是，主持人李徽昭一開場并沒有直奔主題，而是請衣向東談談他與南京的過往。

衣向東與南京還真有故事。

他開門見山地說：“我這次來南京是故地重游！”

衣向東暢談。

衣向東祖籍山東棲霞，1991年畢業于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在部隊服役24年，現在北京聯合大學師范學院任教，兼任藝術教育中心藝術總監。代表作有長篇小說《牟氏莊園》《站起來說話》《向日葵》《女派出所長》等，其中《牟氏莊園》《我們的連隊》等還被拍成熱映熱播的影視作品。

衣向東回憶說：“南京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座城市，我經常來。大概是10年前，江蘇省作家協會面向全國招聘作家，初開先河，最后只簽了我一個人，讓我很受鼓舞。之后江蘇作協有很多活動，我就常來參加。”

衣向東還說，他的電視劇《牟氏莊園》，是江蘇衛視首播的，收視率非常高。2022年年底，江蘇臺還播出了他的另一部電視劇《護衛者》，所以他一聽到“江蘇”和“南京”就覺得非常親切。

“不過，這次西善橋街道邀請我過來跟讀者見面，我是非常忐忑的，為什么呢？一方面是南京系‘世界文學之都’，文韻厚重；另一方面這里有趙本夫、蘇童、畢飛宇、范小青等重量級的作家群體，我到這里來開講感覺有點嘚瑟。”衣向東謙虛地說。

進入正題后，李徽昭重溫馬克·吐溫的經典之語：“有時候真實比小說更加荒誕，因為虛構是在一定邏輯下進行的，而現實往往毫無邏輯可言。”

衣向東對此深有同感。他認為，真實事件“閔記旅館殺人案”的故事和細節，堪比杜魯門·卡波特的《冷血》和諾曼·梅勒的《劊子手之歌》。一個兇殘的殺人犯隱藏20多年，并搖身一變披上了作家的外衣，在人與鬼之間經受了無法言盡的煎熬，最終被依法執行死刑。

那么，生活的真實跟小說的虛構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呢？

衣向東說，寫小說的過程是這樣的，先是把生活的真實變成小說的虛構，然后要把小說的假再變成真，小說就是這樣構成的。

當然，生活中的許多荒誕是沒有邏輯性的，而當我們作家在寫小說時，通常會推理這個人的身份，并且是按照小說的邏輯來推理，所以小說當中的故事必須得是符合邏輯的，而生活當中的故事往往并不符合邏輯。

作家的責任，是塑造符合大多數人的社會價值觀，符合大多數人的審美觀的人物和故事。這就好比把生活的碎片揉成一個面團，再變成一個個小人。

“當代作家缺少系統的訓練”

交流中，主持人李徽昭與衣向東就“作家是不是知識分子”的問題闡述著各自理解，形成了觀點的碰撞。

李徽昭說，《無處藏心》寫的是作家犯罪的故事。剛才衣老師提到，現在的很多作家并不是知識分子，其實是對知識分子某一種概念的界定。

衣向東坦率地說：“我不知道別的作家是怎么對自己認定的，我只代表我自己，可能很多作家認為自己是知識分子，但我并不認同。比如說莫言是知識分子嗎？我相信莫言不會承認的，他小學都沒有畢業，只是到了部隊，憑借天生的才華，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和莫言同為山東老鄉的衣向東，成名之前也沒有學歷，也是到了部隊勤于學習，這個地方學一點，那個地方學一點，慢慢形成自己的寫作風格，形成自己小說的世界觀。“如果說作家是知識分子，我認為中國20世紀20年代的作家如郁達夫、巴金等，有留學經歷，都在大學任教，他們當之無愧。”

“中國現在的作家有幾個敢說自己是知識分子？至少我不認為自己是知識分子。也許有人會問：作家不是知識分子，又在搞創作，那到底是什么呢？我的觀點是，作家只是比別人多讀了幾本書，可能比普通人看問題更敏銳一些罷了，跟任何一個其他行業的工作者沒有什么區別，就是一種職業，是用來養家糊口的手段。”衣向東直言。

讀者與參互動。

衣向東認為，當下的作家隊伍中缺少真正的知識分子，原因是大多數作家缺少系統的訓練。看看現今文壇，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一批作家，到現在還是文壇的主力軍，這批作家的學識、成長的經歷是什么樣的？一大批是從農村當兵到部隊的，一大批是從農村考學掙扎到了大城市，完全沒有多少文學的訓練，底蘊并不濃厚。嚴格來講，沒有多么大的知識底蘊在支撐，所以他說對當下的作家乃至作品都需要去理性看待。

面對小說家談創作，一些有創作欲望的讀者很想知道寫作的技巧。

衣向東誠懇地說：“小說創作，最好從生活當中找原型，因為這樣寫作會更方便，這就是生活當中的真實跟小說虛構的關系。你們找到一個原型，這個人很好玩，你們去進行放大，把很多東西放到他身上去寫。我是當記者出身的，我特別善于發現生活當中的非常敏銳的東西，在我的眼里，走到任何一個地方，就會留意這里的人和事，把有意思的事情變成小說的素材。”

他舉例說，《無處藏心》就是采訪別的事情時偶然聽說了作家犯罪的案例，繼而投入采訪的。小說中60％至70％的故事都是真實的，很有警示意義。當然，作為小說，也有一些虛構的成分。

他同時強調，如果有了一個生活原型，其實這個生活原型代表他的生活空間，在這個原型上再進行大膽地想象，往往一點小事，就會成為這篇小說生長的種子。作家寫一部作品，一定有某種東西、某種原型和生活的一個場景細節讓他溫暖感動，塑造出成功的人物。

作品承載著作家的社會責任感

“謝謝衣老師，真沒想到您能來看我！我很喜歡您的小說《陽光漂白的河床》《吹滿風的山谷》，還有《電影哦電影》，我都讀過。”這是2019年8月的一天，小說原型、犯了死罪的主人公柳一沙在看守所面對衣向東時說的話。

衣向東完全沒有想到，他對“作家死囚”的采訪是這樣開始的。

這名罪犯提到的小說《吹滿風的山谷》，是衣向東2001年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的作品。更讓他震驚的是，這名死囚還能大段大段地背誦小說《陽光漂白的河床》中的內容。

衣向東和文藝評論家張瀾濤（右），場下交流甚歡。

當時，衣向東為寫一部公安題材的電視劇，去菰城市公安局采訪，在跟菰城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姜曄聊天的時候，姜局長無意中提到由他們破獲了一起24年前的命案，案犯是個作家。他馬上想到了兩年前網上熱炒的“著名作家”柳一沙殺人案，一問，果然案犯就關押在菰城市看守所。

衣向東產生了采訪的念頭。經過上級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審查批準，他走進了看守所。采訪被全程監控。

衣向東問：“我聽說你也寫了不少作品？”

柳一沙一下子興奮起來，談自己的小說，談他的創作經歷，說他很想寫影視劇本。落網之前，有一部電視劇本已經寫完50集，“我是瞎寫，沒經驗。衣老師的電視劇我看過，特別喜歡。”

采訪的過程是壓抑的。柳一沙一度激動地站起來，弄得腳鐐嘩啦啦響。“衣老師，我想請您幫我個忙。”他說完，覺得自己有些沖動，忙又坐下，把兩只手規矩地放在胸前椅子的托板上，意識到自己是戴罪之人。

衣向東說：“什么忙？”

“您給我寫一本書吧，我希望衣老師不要把我寫成惡魔，我其實不是惡魔，我像做夢一樣，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成了殺人犯……”

衣向東為讀者留下墨寶。

采訪持續了兩個多小時。柳一沙細述了20多年的生活經歷和情感經歷以及遲到的悔恨。

衣向東感慨地說：“生活如此美好，但他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之后，衣向東推遲回北京的時間，留在菰城市深入采訪，撥開20多年來的重重迷霧，探尋1949年以來菰城第一大案的細枝末節。

半個月的采訪結束后，衣向東發現柳一沙在案情的細節上，還是遮遮掩掩沒說實話，為自己開脫責任。再說了，如果他真像自己說的那么善良，就不會為了給自己的孩子治病而殘忍殺害別人的孩子。不過，無論柳一沙怎么粉飾自己，都不會影響他還原案件的真相。

衣向東離開菰城一個多月后的10月22日，柳一沙被執行死刑。

讀者被衣向東的敘述深深吸引，一部小說的闡述儼然成了一堂普法的大課，讓人為之震撼。

衣向東與讀者留影。

其實，衣向東的《無處藏心》一經問世，就好評如潮。茅盾文學獎獲得者柳建偉說：“細讀衣向東的主要作品，有這么幾個標準：一是寫出打動人心的好故事，引導人們向著陽光生長；二是寫出一兩個好人物，能傳遞出正能量，承載著作家的社會責任感；三是能讓作品呈現出濃郁的地域特色，顯示出作品是有根的；四是作品有人文情懷，能夠解決人們的精神和信仰問題。”

蒞臨分享會現場的文藝評論家張瀾濤說：“《無處藏心》作者用生活的真實與小說的虛構手法，對罪犯行兇動機做了深刻的剖析。敘述有轍，說理透徹。作者通過人物的刻畫，情節與環境的描寫，闡述了一個深刻的道理：以身試法者藏身易、藏心難。生活中不管什么人，一旦犯了罪，想逃脫法律的嚴懲，都將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張瀾濤還認為，西善橋街道開全國先河，響亮提出打造“理想教育小鎮”。以教育之匙打開社會治理之鎖，“理想教育小鎮”潛移默化地改變和提升著“城市氣質”。“在世界文學之都與文學大家面對面”講座，既傳遞著文學之聲，也強調著法治精神，形式是多元化的。

衣向東（左二）在齊修社區聽取介紹。（主辦方供圖）

寫作之余的衣向東，還鉆研書法，寫得一手好字。分享會中，他揮毫潑墨，為參與互動的讀者題寫了《境由心造》等書法作品。

衣向東不僅是一個成就不凡的作家，同時還是一個社會治理領域的專家。他受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的委托，撰寫了一部長篇報告文學《橋》，系統地介紹了“楓橋經驗”的來龍去脈，對社會治理的研究令人矚目。分享會結束后，他又實地考察了齊修社區，深入了解了當地以教育助推社會治理的一些獨特做法，并給予高度評價。他認為，西善橋街道以教育助推社會治理的探索在全國也是獨一無二的，是對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拓展，值得推廣和借鑒。

撰文/梁平 攝影/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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