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李超（化名）接到十堰市茅箭區人民法院書面通知，他起訴班主任周某的案件已正式立案。

2022年11月12日，十堰市鄖陽中學高三學生小李晚自習結束后離校，步行5小時到20公里外的漢江跳橋輕生。出事前一天，小李被沒收手機，班主任將他叫走談話。

更早之前，小李曾向父親抱怨，說想念分班前的班主任，與現任班主任有矛盾，“恨不得打他一頓”。他還跟父親探討，不認同“靠成績考大學才能出人頭地”的教育理念。

(資料圖片)

李超只是勸解兒子“大家都是這樣過來的”，之后購買了1.3萬元購物卡送給周某。“他離校前說不想活了，周某上報學校、聯系家長時，漏掉了一些信息。我也很后悔，會去墳前給他道歉。”

心理專家叢媛表示，此事件過程中，小李多次釋放了求助信號，但被老師和家長忽視，“家長和學校在孩子心理健康教育上，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高三學生被沒收手機

步行5小時到20公里外輕生

2022年11月11日，周五。小李在晚自習課堂上玩手機被語文老師發現，老師將手機沒收后交給班主任。小李被班主任周某叫到辦公室談話，要求他寫一份檢討書。

鄖陽中學（校方官網圖片）

李超介紹，鄖陽中學是十堰市最好的高中之一。小李是以班級第九名成績進入該校，平時住校，周末回家。升高三之后，學校實行單休，孩子有時會在周天回家待一天，有時候直接住在學校。

“我知道他有手機，跟他談過，他說同學們都有。我曾跟班主任周某打電話，希望他把孩子手機收了。”李超說，辦公室談話結束后，周某當夜給他打電話通報了這件事，并且提到小李當時表示，“手機可以收，檢討也可以寫，唯一希望的是把手機格式化。獲得同意后，他當面把手機格式化了。”

李超當時和班主任分析，孩子是不是擔心手機里的隱私被外人知道，“事后猜測，他可能當時已經動了輕生念頭，決然地把手機里所有信息全部清空了。我和班主任沒想到這方面。”

次日，小李正常上完全天課程，在最后一節晚自習結束后，跟著走讀的同學一起離校。“住校的同學后來告訴我，當時問他回不回宿舍，他說感覺活著沒意思，要出去思考思考人生。這些同學通過宿舍阿姨，電話告知周某孩子的異常。”

李超表示，周某上報學校、聯系家長時，只說小李外出未歸，未提及他有厭世情緒。

眾人尋找一夜未果。次日上午，在20公里外的漢江發現小李尸體。

李超介紹，從學校到出事地點大概20公里，監控顯示小李離校5小時后，凌晨3點多走上大橋，來回猶豫半小時后跳下。

“其他同學告訴我，談話的次日，孩子曾趴在課桌上哭，同學勸過他，老師也看見了，但沒有介入。班主任催他趕快交檢討。”李超在訴訟中認為，周某談話過程可能存在過分言辭，事后未及時疏導小李情緒，未第一時間上報小李厭世情緒導致搜救延誤，應賠禮道歉并賠償1元精神損失費。

孩子抱怨師生矛盾后家長“送禮”1.3萬

校方稱老師已被處罰

李超介紹，小李性格比較孤傲，喜歡談論歷史和國際關系，文史科目成績較好。高中分班后，總體成績下滑到倒數。

“他曾說很喜歡原來的班主任，跟現任的班主任周某有矛盾，恨不得要打周某一頓。他也跟我說，對依靠高考考大學才能成功的教育方式不認可。我都以為是日常吐槽，沒有深究。”李超只是告訴小李，所有人都是這么過來的，老師嚴格一些也是為學生好，成績好壞和大學好壞都不重要，不要做過激行為。

大屏公布的學生成績排名（學校官網圖片）

為了讓老師多關心孩子，李超購買了6張購物卡，累計金額1.3萬元，送給了班主任周某。“我現在很后悔。在沒有打開心結之前，我還曾讓周某幫忙沒收他手機。”

李超說，沒收手機事件的次日，他沒有向老師詢問孩子情緒情況，也沒有去學校看望孩子，“出事后，學校說讓體諒下這屆高三生，盡快與他們達成賠償協議，我沒再糾纏。現在高考結束了，我錯的地方我會去墳前給孩子道歉，學校錯的地方，他們也該道歉。”

對此，鄖陽中學相關負責人表示，辦公室沒有監控，無法得知談話過程中具體內容，小李在教室內沒有情緒異常；學生是通過宿管阿姨打電話給周某匯報小李離校，可能因為多人傳話，小李情緒異常、存在厭世情緒等信息沒有完全轉達給周某，導致周某上報學校、聯系家長時，傳達的信息不全。

教學樓堆放的學習資料（校方官網圖片）

“周老師因為購物卡的問題已經被處罰。至于事件中該負什么責任，法院怎么判我們怎么認。”該負責人說。

專家

孩子多次發求助信號未被注意

山東省積極心理學會常務理事長、心理教育專家叢媛表示，整個事件過程中，小李曾多次發出求助信號，但家長、老師未捕捉到，未有效介入，最終釀成了悲劇，“學校、家長的心理健康工作有待提高。”

“首先，家長不能把孩子送到學校后，認為所有的教育工作都該由學校或者老師負責。但實際上，大部分家長在孩子初高中之后，沒有能力和辦法去介入孩子的教育。要形成一個分工，學校、老師可能做得多一些，家長多傾聽，與孩子共情、多與孩子溝通。”叢媛表示，小李抱怨現任班主任、對教育理念質疑，說明他對學習過程中涉及的人和環境都有不滿，家長沒有深入了解、開導，沒有找學校尋求解決辦法，簡單以“我們都是這樣過來的”“忍一忍就過去了”這樣的言辭回應，以送禮的方式希望老師多關心孩子，實際上沒有重視孩子心理深處的困擾。

“孩子當著老師面格式化手機，是非常決絕的處理方式。老師和家長溝通了這件事，卻沒有跟孩子詳細聊一聊，聽聽他的心里話。第二天一整天，老師和家長也沒有關心孩子的心情，他可能覺得被拋棄了。”叢媛認為，小李做出輕生舉動是長久情緒積壓的結果，沒收手機只是導火索。

叢媛介紹，不少中學設置了心理咨詢室，但代課老師、班主任應該承擔起首先發現問題、介入問題的責任。“咨詢室那么大一個牌子掛那里，會攔住很多學生，會認為去的人都是有毛病的。另外，專職的心理老師平時不與學生打交道，學生對他缺乏熟悉和信任。”

“我一個學生告訴我，在調解學生糾紛的時候我摸過他的頭，讓他感受到信任，心里記了20多年。現在一些學校，會組織老師學習心理知識，學習與學生談話的技巧，為的就是及時發現和介入學生的情緒。”叢媛建議，中學的心理老師可以對授課老師進行培訓，或者自行分管若干班級，在日常中與學生接觸，通過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比如組織一次自由畫畫活動，從畫作中判斷哪些孩子情緒處于高危階段，進行重點關注和幫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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