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件來源：界面新聞)

今年是兒子失散的第24年。

【資料圖】

過去24年里，申燕榮和丈夫每年都這么計算著時間。和許多尋親父母一樣，自從兒子張文龍失散的那天起，找兒子就支配著他們的人生：帶著找兒子的希望醒來，伴著想兒子的失落入睡。丈夫負責打工養家，她負責出門找兒子，從20歲出頭的大姑娘，找成半頭白發的中年人。

2006年，申燕榮生了一場大病。此后她常常想不起一些事情，但總不會忘記找孩子，和幫助過她的好心人。許志輝就是她常提起的一個名字。

申燕榮是在找孩子的路上認識許志輝的，她在鎮上看到了一輛貨拉拉貨車。這輛車很難不引起注意——車身貼滿了尋親海報，上面是數十個失散兒童的信息的照片。她一個一個看，意外地看到了自己兒子的照片。

尋親家長對線索是極度敏感的，申燕榮很快聯系上了車主許志輝，對方也是新鄉人。許志輝告訴她，尋親車貼是自己發起的愛心行動。他從公益機構和尋親家庭那里獲得了這些信息的授權，自費做成海報貼在車上。貨車在不同省市間穿梭，跑得越遠，就能讓越多人看見走失兒童的信息。

越來越多的車主加入了這個行動。據許志輝統計，僅貨車司機已經有超過9000名。除貨車以外，還有很多電瓶車、私家車、灑水車、冷藏車甚至收割機也參與了進來，穿梭于城市和農村，把數百個尋親家庭的希望帶向全國各地。

貨車司機闖入尋親圈子

許志輝今年36歲，主業是在貨拉拉平臺接貨運訂單。幾年前，他還是個風光的家電小老板，開一輛三十多萬的別克君越。疫情來襲，貨全虧在了手里，負債數字一路飆升到一百多萬。短短一個月，他的頭發白了三分之一。

為了還債，他跟父親一起去工地干過活，可收入都太少了，后來去送外賣，車又不小心翻進了溝里。女兒又剛出生不久，他一邊要解決家庭開支，一邊要應付追債的電話。別人跟他說跑貨車賺錢，他加入了貨拉拉，邊拉貨邊還債。

幾乎是在人生中最艱難的時候，許志輝做起了尋親車貼。妻子和父母很難理解他做這些事的意義，但他閑不住。

二十多歲的時候，許志輝就開始做公益了。他給孤寡老人做志愿服務，還給服刑人員子女做過心理疏導。尋親車貼的行動，也只是因為他在抖音上看到了一戶尋親家庭的故事。“我淚點低，受不了，就想來幫幫他們。”

最初接觸尋親家庭時，許志輝的第一反應是，自己什么也做不了。那種無力感他至今還記得：大多數尋親家庭都家徒四壁，甚至有人沒有家。找孩子耗盡了他們的人生，帶來一身病痛，有些家長活著像是吊著一口氣，就為了等孩子回家。

有家長告訴他：“就連騙子給我打電話都會很激動，哪怕他提供的線索是假的，我們都會把它當成真的，因為又多一個人來關注這個事情了。”

許志輝意識到，原來尋親家長是靠希望來呼吸的。任何一個新消息都如同救命稻草一般，能讓他們重燃對生活的期待。他決定做點事情。當下的許志輝拿不出什么，那就利用自己手頭的這輛貨車。

許志輝與他的貨車

車是最好的宣傳載體。許志輝觀察過，過去尋人啟事都貼在電線桿上，但那樣的紙很難循環利用，也不夠環保。后來有人在快遞里放印有走失兒童信息的紙卡，但很容易被扔掉。“司機要謀生，就得讓貨車的輪子轉起來。輪子轉起來了，走向天南海北，車貼就能被更多人看到。”

許志輝用當地免費為其提供的一處場所開了個工作室，又雇了一位美工。家長向許志輝提供照片與信息，工作室會在確認真實性后，用AI工具對老照片進行修復，再做成尋親海報發至打印店。

車貼最大花銷在于打印費。車上路上跑會經歷風吹雨打，要想材料耐水性更好，就必須承擔更高的成本。許志輝談了幾十家打印店，一位來自登封的老板最終答應給他盡可能低的價格，一張40cmX25cm的海報只收1.5元，相比起市場價已經足夠低。老板起初有些猶豫，但在看到打印的內容后，沒再說一個字。

最開始許志輝只貼在自己車上，然后再通過抖音擴散出去。越來越多司機私信他，也想加入尋親貨車的愛心行動中。許志輝把他們拉進微信群，車貼由許志輝安排打印店統一打印、裁剪，再把快遞發往全國各地。每當有失散的孩子和親生父母團聚了，他再將好消息發到群里，大家都會出來祝賀。其余時間，大家的交集并不多。

破碎的家

即便許志輝見過太多尋親家庭的貧苦，申燕榮的經歷也極其讓他難忘。

申燕榮家住河南省新鄉市延津縣獲小莊村。村子里大多人建起了樓房，申燕榮和丈夫仍然租住在豬圈旁。他們有個老房子，但已經許久沒人住了。一是找兒子的開支已經讓這個家極度貧困，拿不出重修的錢；二是她沒舍得重建，怕老房子拆了，兒子會找不到家。

申燕榮的兒子被拐于1999年。剛丟孩子那一個月，她和丈夫帶著兒子的照片坐在路邊，晚上也不敢睡覺，生怕孩子就這樣從身邊走過。困的時候，他們就扇自己耳光，越用力就越清醒。第二天迷迷糊糊醒來，兩個人的臉都腫了起來。

扇耳光像是一種懲罰，是申燕榮和丈夫長久的愧疚：“怎么當父母的？連個孩子都看不好？”他們覺得自己愧對兒子，也愧對因為總是要出門找兒子而忽視的女兒。申燕榮不穿裙子，也幾乎不拍照，認為自己沒有權利享受身為女人的一切。“只有在找孩子的路上，才覺得自己是一個合格的母親。”

申燕榮尋找失散兒子張文龍多年

兒子以彩色照片的形式存在在這個家中，是每一個家庭成員都默守的規則。申燕榮告訴幾個外孫，照片上的五歲男孩是舅舅，他跟我們在一起生活。外孫有時玩鬧會不小心把照片弄掉，然后就會立馬對著申燕榮道歉：“對不起，姥姥，我們不是故意把舅舅弄掉的。”

沒有手機的年代，找孩子全憑別人隨口說的線索。哪里有信息疑似的被拐賣小孩，她就去哪。有錢時她就睡2元一晚的旅館，沒錢就睡大街和橋洞。她去許多村子蹲過點，偷看孩子長得像不像自己的兒子，可是結果都不如人愿。離開后，她還會想起哪些孩子，不知是誰家的孩子。

尋親的苦總是相似的。許志輝隨手翻了翻手機，一位眼睛快看不見的母親，為了能讓自己女兒登上車貼，但仍然摸索著打出一句話，希望許志輝千萬別忘了女兒的信息。每次他在尋親群里更新新的線索，父母們就像在黑暗中看到了光。

許志輝體會到，這些失散的孩子不回家，背后的家庭就無法開始新的生活。一位找女兒的父親，一直守著城中村的手機店，店里的裝潢從來沒變過，海報上還是那時流行的MP3和小靈通，也被撕得破舊不堪了。老板就坐在那里，他什么都不愿意改變，只想女兒回來時還能認得家在這里。

家長們常常抱團取暖。申燕榮有時會跟著尋親車一起上路，和其他尋親父母一起找孩子。入夜時女人睡車里、男人睡車外。她還參加了幾次尋親大會，和家長們抱著大哭。那是個難得可以宣泄的場合，至少不會有人嫌她煩。

許志輝和志愿者們常常勸家長們放寬心態，轉移思念。申燕榮聽勸，她試著去大學門口賣雞蛋堡。別人一個雞蛋堡賣五塊，她只賣四塊。“沒指望這個賺錢”，申燕榮說，她只想讓更多學生來看她攤位上的尋子信息。她告訴圍觀的學生，如果身邊有被拐的小孩，可以建議去采血，這可能會讓一個家庭實現團圓。

許志輝離開公益機構的時候，幫申燕榮一家申請了1000元/月的補助，有時也會給她送菜。但是，給申燕榮的菜往往第二天又會出現在村里一些孤寡老人家中。申燕榮覺得，自己再難也要幫別人一把，積多了德才會有好報。

尋找答案的孩子

找孩子的父母往往在愧疚中度過余生。而找父母的孩子，體會的又是另一種艱辛。

在許志輝的工作室里，申燕榮認識了“熊貓"(外號)。熊貓今年36歲。剛出生一個多月，她就與原生家庭失散，后來被現在的家庭收養。熊貓一早就知道自己非親生，但小時候的她對此沒有概念。直到養父去世時，告訴了她的真實來歷，讓她去找自己的親生父母。熊貓采血后做DNA分析才知道，自己是四川省廣元市蒼溪縣或者閬中市人。

在農村，誰家突然領回來一個孩子，往往全村無人不知。而這些生活在農村的非親生兒童，多數都擁有相似的、被流言蜚語充斥的童年。“野孩子”、“爸媽不要你”、“亂認爹”，熊貓一輩子都忘不了這些話。她現在是一家建材店的老板，在任何人面前都沒服過輸，但提起這些她就會流淚。

養父去世后，熊貓試著去參加了一場尋親大會，那里有無數個像申燕榮一樣的父親母親。她被觸動了，她被觸動了，就像許志輝說的那樣，她覺得自己的父母或許也像這些人一樣，沒有放棄過尋找自己。她想找到親生父母。

尋找親生父母的“熊貓”

盡管許多人都跟她說，“你是女孩子，肯定是父母要男孩，不要你了”。但熊貓冥冥中相信，親生父母不會是這樣的人。她有一個女兒，女兒是她的“精神支柱”。某種程度上，她生女兒也是想看看自己小時候長什么樣。后來她告訴自己，無論結果如何，她只想要一個答案。

“我是找親情，不是來計算恩怨的，我想知道自己到底是誰。”熊貓說。

尋親車隊里的貨車司機崔華強，同樣是中年才出來找家的孩子。他生活在山東聊城一戶農村家庭，即便已經快40歲，他還是忘不了成長過程中那些被流言攻擊的刺痛。被問到為什么要出來尋親，崔永強的回答是：“我不想再被人嘲笑了。”

崔永強尋親的過程順利許多，因為父母也在找他。認親那天，崔永強又激動又難過，父母已經80歲高齡，操著一口他聽不懂的山西方言，交流都有些困難。因為在小家庭和事業都在山東，崔永強目前仍然留在山東，但會定期和山西的兄弟姐妹們視頻，看看父母的近況。

他也理解許多孩子不愿出來尋親的原因。處理養父母與親生父母的關系，做何種選擇，在外人看來是個不需要思考太久的決定，但對孩子而言卻是個巨大的難題。

許志輝說，很多決定主動找家的孩子都在25-35歲，而他們在成長過程中接收的身份信息很有可能是錯誤的。“只有到這個年紀，做了父母，成為了戶口本上的第一頁，他們才能為自己做決定”。這也是為什么，車貼上的孩子大多數都走失于十幾二十年前。許志輝想通過貨車上的尋親海報傳達一種信息：找家吧，父母在等你。

很多人在上岸后想告別尋親的苦，會選擇離開尋親圈，但崔永強留了下來。他也在自己的貨車上貼上了車貼，當上了志愿者。很多尋親人不知道采血的流程，他教人怎么直播，如何采血，讓他們少走一些彎路。

9000輛尋親貨車

車隊慢慢壯大了起來。

許志輝的規定是，所有加入的司機都必須自費打印海報，這嚇跑了不少司機。他們不理解，好意幫宣傳為何還要自己掏錢，有些人聽到這個規定后就把許志輝拉黑了。

這是許志輝的底線。尋親家庭大多都很貧苦，如果貼海報要向他們收錢，反而會為他們增加負擔。盡管有經濟寬裕的家庭愿意掏錢，甚至想在海報上寫明酬金，但這對其他家庭不公，他也拒絕了。另外，許志輝的工作室不接受任何捐助，因此打印費只能由司機自己負擔。

漸漸的，一些司機主動加入了這個愛心行動，貨拉拉司機王先強就是其中之一。

王先強是個單親爸爸，出來跑車是為了能養得起一歲的女兒和父母。有一次他把車開進學校，在等待卸貨的時間里，孩子們被五顏六色的車貼吸引，把他的車團團圍住，討論著上面的走失兒童信息，這個畫面被他記了很久。只要多一個人看到車貼，他就覺得有成就感。

各類車輛自發參與尋親貨車愛心行動中

外賣騎手李陽也一樣。從房產銷售的崗位上失業之后，他不得不跑起了外賣。電瓶車沒有貨車那么大面積，他還是想辦法貼了十幾張。“貨車在大路上走，我們是在小路上走，去到小區、街巷，補齊死角。”有時他甚至會自費幫其他司機打印，盡管自己也有些拮據。

很多司機的經濟狀況不算好。許志輝說，許多司機轉打印費的時候，都問能不能用支付寶，而不是微信，因為手頭沒現金，支付寶可以用花唄預支。“就沒想到那么多人都已經緊張到這個程度了，還愿意幫人一把。”

司機們相信，善意會得到好報。他們發現，每次去廠里裝卸貨時，有人看見車上的車貼，都會主動倒水、拉過來一起吃飯，或者優先卸貨，有時有些老板會因為計價問題找司機麻煩，看到車貼也不再計較。

這兩年，海報上的部分孩子逐漸被找到。“去年是李恒宇、梅志強、李俊杰，今年是蔡佳玲，鄭榮偉，陳子陽……”許志輝記得每個孩子的名字。每當公安那邊傳來失散的孩子與親生父母DNA比對成功的消息，司機們都會高興得不行。

許多走失的孩子都丟在十幾二十年前，而家長能提供的只有寥寥幾張童年照。總有司機看到這些陳舊的照片，露出疑惑的神情：“丟這么久了，你一張海報能起什么作用？”

“的確，沒有任何一個孩子，是只通過一種手段、一個線索就成功找到的。”許志輝清楚地知道，茫茫人海中要憑借一張老照片來尋人的希望極其渺茫。

但在他接觸過的尋親家庭里，父母找孩子往往比孩子找父母苦得多，前者是押注全部身家，后者則常常需要排除萬難，才能踏出尋親這一步。他想讓更多人看到這些海報，讓那些猶疑自己身份的孩子知道，仍有這么多父母沒有放棄尋找。

越來越多尋親車上路以后，許志輝也被更多人熟知了。今年7月，他獲得了貨拉拉平臺授予的“好人好事獎”和獎金。

有時候，許志輝也會覺得這些年自己對家庭有虧欠，跑貨運本來就是一個勞累的工作，工作之余還將很多時間放在幫助尋親家庭上，自己陪伴家人的時間少之又少。

即便是面對記者，許志輝的妻子仍然會止不住抱怨。二胎出生前，丈夫沒有陪她去過一次產檢。但后來妻子選擇尊重。她會斥責許志輝抽煙、喝酒，但唯獨涉及到這件事，她會沉默。她知道丈夫在做一件“好事”。

“如果我不做這件事情，我怕沒人會做了。”許志輝說，但凡有一個家庭沒找到孩子，他就不會把這個愛心行動停下來。別人問他圖什么，他說答案就在尋親海報上。那是四個醒目的大字：尋找可能，放大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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