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爆發以后,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與日軍展開的數次會戰均以失敗而結束。面對大片國土淪喪,白崇禧在1937年12月武漢軍事會議上提出:“加強敵后游擊,擴大面的占領,爭取淪陷區民眾,擾襲敵人,使敵局促于點線之占領。同時,打擊偽組織,由軍事戰發展為政治戰、經濟戰,再逐漸變為全面戰、總體戰,以收‘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取時間之效’.”白崇禧的這一建議獲得了采納。
因中國特工先后七次在上海狙殺日軍士兵,日軍不得不截斷了虹口一帶1938年11月25日在湖南衡山召開的南岳軍事會議上提出在新時期,要把政治擺在高于軍事的位置,游擊戰要重于正規戰,把敵人的后方變成前方,動用三分之一的力量用于敵后地區作戰。正是在這樣的思想下,全面抗戰開始后,一直想要讓軍統擁有一支自己抗日武裝的戴笠聯合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等人在上海成立了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名義上由杜月笙出任主任,實際上由書記長戴笠實際負責。
上海到南京的海南線上蘇州城外兩公里處的“天馬號”被炸現場為了快速提高并形成戰斗力,從黃埔軍校、南京中央警官學校、軍統南京特務處和第八集團軍中抽調了大量人員擔任班長。1937年11月,日軍在上海登陸后,經過淞滬會戰的洗禮,原本1萬多的別動隊只剩下兩千多人。輾轉撤離到安徽,大量的人員流失,于是戴笠進行了整編。1938年5月,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正式改名為蘇浙行動委員會忠義救國軍,戴笠繼續擔任總指揮。忠義救國軍在戴笠的指揮下針對日偽開展了破壞鐵路,對日偽的暗殺活動,通過不斷的制造突襲狙殺震懾日偽。
“天馬號”被炸后,日軍在現場救治1940年11月,投靠了日本人的汪精衛在南京舉行所謂的“還都大典”。德意日三國駐上海的外交官紛紛登上“天馬號”專列前往南京捧場祝賀。當時“天馬號”專列上有數百名日偽軍隨車護送保護,鐵路沿線的日偽據點更是百般警惕,戒備森嚴。11月19日早上,當“天馬號”從上海駛出以后,似乎一切都很正常,專列上的日偽軍和德意日外交官還在談論到南京慶典將如何如何。等火車行駛到蘇州城東兩公里附近時,突然一聲巨響,為汪偽政權朝賀的“天馬號”專列被整個掀翻到了鐵軌之外。在爆炸中當場炸死日軍大佐兩名,日本內閣派出的慶典專員兩名,以及各國使節,情報人員和隨車的日偽軍一百多人。
日軍刊登的孟少光上尉照片“天馬號”遭“忠義救國軍”伏擊以后,當時在場的日本記者拍下了這些照片,并將他們刊登在了1940年12月20日出版的侵華雜志《支那事變畫報》上。在照片中還有兩張被日軍認定為“天馬號”爆破事件主謀的孟少光上尉(注:日軍雜志上稱其為大尉)的照片,以及現場遺留的駁殼槍及軍用證明書。
參考資料:1940年12月20日《支那事變畫報》孫挺信 《國民黨敵后抗日游擊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