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演出市場迅速回暖，再度激起了歌迷、影迷，以及戲劇迷們久違的熱情。然而，官方購票平臺“一票難求”“黃牛”加價倒票“大行其道”又讓很多觀眾“心灰意冷”。“官方還沒開票二級平臺已經提前預售”，“官方平臺開票秒沒，黃牛卻票源充足，只要加價，想要什么價位的票都有”，等等亂象嚴重破壞了觀眾體驗，擾亂了市場秩序。“黃牛”倒票為何屢禁不絕？二級市場票源來自何處？票務市場秩序如何規范？強制實名到底有沒有用呢？

今年一季度演唱會

音樂節售票超110萬張

【資料圖】

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演出票務信息采集平臺數據監測分析，2023年一季度，全國營業性演出（不含娛樂場所演出）場次6.89萬場，演出票房收入49.8億元。演出市場回暖，觀眾們也是熱情高漲，今年一季度，演唱會、音樂節售出票量超過110萬張。一邊是觀眾對演出市場的迫切需求和熱切期待；另一邊則是“黃牛”們借機牟利。

今年的5月底至6月初，知名人氣組合樂隊“五月天”在國家體育場“鳥巢”連續舉辦6場演唱會，數十萬張門票“開票即售罄”。這背后，觀眾在官方售票平臺搶票搶不到，而“黃牛”卻在一些交易平臺和社交軟件大量加價轉售門票。

看臺和內場的官方門票價格區間在355元到1885元，而“黃牛”發布的各類溢價票，平均每張加價525元到925元不等，內場1855元一張的票，甚至被炒到了6980元，更有甚者，價格高達上萬元。不僅是“溢價”，有媒體采訪發現，不少購票人反映，自己在開票的第一時間，在大麥網、紛玩島、貓眼等多個官方平臺購買，均沒有成功，但黃牛票的場次、位置卻可以隨便挑。

開展演出票務市場

“黃牛”倒票專項整治工作

針對此類票務市場亂象，特別是大型熱門演唱會在京密集舉辦，從今年4月起，北京文旅、公安、網信、文化執法、市場監管等部門一起出手，聯合各區開展營業性演出票務市場“黃牛”倒票亂象專項整治工作，打擊“黃牛票”的銷售流通。

在專項整治過程中，執法人員根據演出票務市場的工作模式，鎖定“黃牛”倒票的“重災區”集中在“大型熱門頂流演唱會”及熱點演出場所舉辦的“頂流演出”。自今年4月專項整治工作開展以來，根據群眾舉報以及自行工作發現的線索，北京警方已查獲“黃牛”倒票人員143人。

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總隊五支隊三中隊副中隊長張研：在“五月天”演唱會期間，北京警方在外圍設立了打擊黃牛專項指揮部，出動便衣警力，持續保持對此類違法犯罪行為的嚴打態勢，其間查獲處理黃牛倒票人員64人。5月23日，將涉嫌倒賣多張五月天演唱會門票的劉某、王某等五人抓獲，并依法處理。

通過排查出票銷售方案執行情況、線上演出門票交易情況以及網絡輿情和12345群眾平臺轉來的相關投訴，監管部門研判“黃牛”倒票的重點，主要集中在官方線上平臺的“轉贈”環節。以近期舉辦的“五月天”鳥巢演唱會為例，官方渠道售出的電子門票約20萬張。其中，有大部分電子門票發生了“轉贈”行為。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一級巡視員周衛民：通過開展演出票務市場“黃牛”非法倒票亂象專項整治工作，我們發現“轉贈票”是“黃牛票”的主要來源。下一步，我們的監管重點，就是對熱門頂流演出的轉贈環節進行優化調整。

“買不到”的演出票都去哪兒了？

那么什么是“轉贈票”呢？在搞清楚這個問題之前，先通過圖示來梳理一下整個演出票務的脈絡。你能搶到的，還有搶不到的演唱會門票，都去哪兒了呢？

一場演唱會，最基本的利益關系，就是主辦方和演藝方，主辦方搭臺邀請演藝方合作，同時“吆喝賣票”，因為票房收入是主辦方的主要經濟來源，所以控制票源和銷售格外重要。那么，我們為什么搶不到票呢？因為發行的票量有限。兩個因素，場地和預留。

場地因素很好理解，體育場或體育館就那么大，容納的座位有限；還有一個因素，就是一部分票會被作為工作票預留，不進行公開銷售。

2023年4月，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文化和旅游部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演出市場管理規范演出市場秩序的通知》，第五條明確表示“督促演出舉辦單位、演出票務經營單位面向市場公開銷售的營業性演出門票數量，不得低于核準觀眾數量的70%”。所以，我們看到，非公開銷售的門票有30%，這一般是為服務保障崗位的工作人員留出的“工作票”。

從“外掛”到“代拍”

“黃牛”如何搶到票？

與以往站在演出場館門口偷偷倒票不同，如今“黃牛”們的業務早已從線下轉移到線上。他們都有哪些操作方式呢？

首先，70%的可售票，主辦方一般會將其分配至“票務代理”，除了大麥、紛玩島、貓眼三家官方授權票務平臺外，還有二級、三級甚至四級票務代理。那么，黃牛怎么搶到票的呢？說是“黃牛”，更多的是“代搶”，也可以稱其為“搶手”。觀眾將自己的賬號和身份信息提前給到搶手，搶手在開票網站上幫忙搶票，但不保證一定成功。

還有一類“黃牛”研發了搶票外掛，可以在售票開啟的第一時間搶到票，甚至形成了較完整的搶票產業鏈。但是因為用的是黃牛們的身份信息，所以這時候，“票務轉贈”的情況就出現了。也就是無法觀看演出的購票人，通過官方購票平臺將自己購買的門票轉讓給其他觀眾，同時修改觀演人信息。平臺設置這項功能的初衷，是為了給因有事無法到場的購票人提供便利。但這就給了“黃牛”可乘之機，“黃牛”搶到票后，再利用平臺可以轉贈的規則，將票加價賣給真正想觀看演出的人。

如何監管“黃牛”？

官方售票平臺可以屏蔽黃牛的“外掛”嗎？如果黃牛雇人“代搶”，那平臺怎么甄別呢？

記者通過調查發現，近年來，一些“黃牛”研發了專門用于搶票的程序腳本和軟件，就是俗稱的“外掛”，以便大幅度提升在官方售票渠道的搶票成功率。

記者登錄相關社交媒體平臺發現，有用戶發帖展示使用“程序腳本”的搶票流程，并表示可以提供“服務”。

記者調查發現，“黃牛”囤積到可用于轉贈的門票之后，會立即在相關社交平臺以“現票預定”的名義尋找買家，進行溢價轉售，倒賣完成后，再通過官方售票平臺的“轉贈功能”，修改觀演人信息，將門票轉贈給“溢價購票人”，完成交易。

按照文旅部門的監管要求，官方售票平臺應以科技手段反制“惡意軟件刷票”現象。記者了解到，一些平臺已經在用科技手段反制。

某票務平臺安全部業務風控負責人謝威力：目前主要通過流量清洗技術，對用戶的下單請求能做到實時識別，判斷他是不是一個真實的用戶，還是一個機器的行為。我們針對使用惡意軟件刷票的攔截率達到了99%。

除了“外掛”搶票，還有不少票務“黃牛”雇傭大量“真人代拍”，通過官方票務平臺搶票，囤積票源。一些長期招收“代拍、代搶”人員的招聘信息也充斥在各類互聯網平臺。若遇到對實名制要求較高的場次或熱門演唱會，“黃牛”則會預先收取消費者的定金，部分消費者冒著個人信息泄露的風險，提供個人賬號和身份信息便于“黃牛”實施“代搶”。因為真人代搶的購票行為與正常購票行為一致，因此系統很難做出精準甄別。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一級巡視員周衛民：“黃牛”雇人代拍搶票，扭曲了票務市場供求關系。我們要求票務銷售平臺要不斷迭代技術，有效遏制黃牛，雇人代拍搶票行為。

“不可售票”去了哪？

“黃牛”如何鉆空子？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營業性演出一般會為必要性服務保障崗位的工作人員留出“工作票”，此類票源多為紙質票形式發放，票面信息與使用者難以準確關聯，容易讓“黃牛”鉆空子。因此，在本次專項整治工作中，北京市也將票源管理列入了監管重點。

據了解，營業性演出一般有安保、醫護、應急等功能性崗位人員的票務需求，他們需要分布在場館不同區域進行分片區保障，按照相關規定，此類票不得高于總票數的30%。自專項整治工作開展以來，在北京地區舉辦的大型熱門頂流演出的“工作票”基本控制在總票數的10%以內，并對這類票進行了登記管理，實現可溯源。

北京市文化市場綜合執法總隊二支隊支隊長王占軍：對票務信息公示情況，主辦單位和票務平臺需要依法公示票務銷售總量、不同的座位區域及票價信息，也是保證公眾消費者的權益，屬于重點監管的一個領域。

提前約談平臺

同時加強現場核驗

打擊“黃牛票”銷售流通，舉辦方和票務銷售平臺如何約束呢？對此，北京文旅部門對相關平臺進行約談，同時加強現場核驗。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在演出前，提前約談演出舉辦方和票務銷售平臺，要求積極配合執法部門打擊演出現場“黃牛”倒票行為：一是及時將相關違法線索提供給公安部門，二是加強現場核驗。

某票務平臺安全部業務風控負責人謝威力：在入場核驗環節，我們的現場核驗設備支持“人證票”強實名核驗，今年來已為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多場演出提供了這樣的核驗服務。

通過“人證票”進行強實名核驗，也就是通過“刷臉”等生物識別技術，確定本人與身份證的信息、購票信息一致。

北京市文化市場綜合執法總隊二支隊支隊長王占軍：線上線下齊發力，不間斷對相關的票務銷售平臺進行遠程巡查，也發現了一些違法違規線索，目前正在辦理推進過程中。包括網絡平臺不履行應盡義務，為倒票炒票提供便利，我們會依據營業性演出條例等相關法規，依法依規嚴厲予以打擊。首先是沒收違法所得，并加處一定倍數的罰款；嚴重的、造成惡劣影響的，會采取吊銷營業性演出許可這種嚴厲處罰，涉嫌犯罪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與此同時，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官網和官方微博公布了“演出票務監督專用舉報信箱”，鼓勵市民發現“黃牛”后及時撥打12345市民熱線或通過舉報專用信箱進行投訴舉報。來信來電反映問題一經查實，將依法依規嚴肅處理并將相關違法違規單位和個人納入黑名單管理。

專家解讀

購票“強實名”有用嗎？

針對“黃牛”倒票亂象，許多網友和學者呼吁，讓“實名”制覆蓋購票和演出入場核驗環節，特別是要“強實名”。對此，6月14日，文旅部市場管理司回復：演唱會門票實名制是演出主辦方為抵制“黃牛”采取的一項措施，對于打擊捂票、囤票、炒票等違法違規行為具有積極作用，有利于維護演出票務市場秩序。

那么，遏制“黃牛”倒票亂象，購票“強實名”有必要嗎？實施“強實名”還需要關注哪些重點問題？總臺記者專訪了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消費者協會專家委員會委員朱巍。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如果是“強實名”就意味著票在二級市場上沒法交易。既然沒法交易，就一定要有一個必要的退票的渠道。如果沒有必要的退票渠道的話，消費者這個票有個什么事情砸在手里了。

所以按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相關的規定，消費者既然可以有購票的權利，那么作為平臺來講，作為賣票方、主辦者，一定要切實保障好消費者有權利退票。按照商業慣例來講，開場前24小時之內都是可以進行退票的。有的平臺、組織退票的時候會收取一定的手續費用，如果這個退票手續的費用超過20%的話，有可能也涉及霸王條款，侵害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我覺得退票渠道如果做好之后，才可以實行“強實名”制。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表示，一票難求，其實也從側面反映出消費者對于演出市場的旺盛需求。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一級巡視員周衛民：按照北京市建設演藝之都和“大戲看北京”的工作要求，在專項整治演藝市場票務“黃牛”的同時，我們也在積極有效擴大首都優質演藝供給，吸引更多合規的熱門頂流演出在京舉辦、在京首演，全力推進演藝促消費、助增長，滿足人民群眾個性化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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