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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有網絡主播在直播間收取用戶費用后代打電話，并將通話過程在直播間公開，打電話過程的不確定性吸引到一眾網友獵奇圍觀。還有的主播代打行為涉及罵人、討債、惡搞“整蠱”等行為。律師表示，這種提供代打電話服務并收費存在一定的法律風險。
“你好，我這邊是情感電臺。你有一個朋友托我給你打個電話，想問問你最近過得怎么樣……”
近來，打開網絡直播平臺，時常會碰到類似這樣的“代打電話”直播。主播在直播過程中，會根據用戶提供的電話號碼和需求打出一通通電話，有的是表白送祝福，有的則是“整蠱”開玩笑，用戶需要給主播刷“禮物”預約排隊代打。打電話過程的不確定性吸引到一眾獵奇圍觀的網友。有的主播一天直播6個小時，單日收入數百元。
對此，律師表示，主播提供代打電話服務并收費存在一定的法律風險。有專家建議加強對相關主播和機構的價值觀引導，讓整個行業堅持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
主播代打電話日賺數百元
“關注我，私信電話和想說的內容，幫你聯系那個你想聯系但又不敢聯系的人……”2月13日深夜10點，語調溫柔的主播小莉(化名)正在自己的直播間開展代打電話收費服務。此時，她已經連續直播了近6個小時，直播間點贊量已經超過8000。
在她的直播間，打賞一個“墨鏡”(價值約14元)就可以預約代打電話，人多的時候還需要排隊，用戶可以選擇打賞一個“比心兔兔”(價值約42元)進行插隊。
“很多人現在都有‘打電話恐懼癥’，或者因為各種原因不好意思直接給對方打電話，想通過我聽聽對方的聲音，問問最近情況如何。”小莉一晚上平均可以打60多個電話，在晚間9點到10點的高峰期，最高會有7個人同時在直播間排隊。根據平臺的收入分成規則，小莉一天大約能有300～400元的收入。
“收到打賞后，我會在直播間閉麥靜音打電話，再把電話錄音單獨發給對方。”身為00后的小莉接觸代打服務才一個多月，目前已經是全職主播，也積累了一些“行業經驗”。她表示，閉麥直播一方面是為了保護對方隱私，另一方面，如果開麥直播，直播間很有可能被“抬走”(封禁)。
記者在多個代打直播間調查發現，一些主播也會將電話過程在直播間公開，對方在不知情的狀態下接到電話時產生的驚訝、疑惑等反應，也往往會為直播間“收割”流量，但此類直播通常會在直播過程中被封禁。
在小莉直播期間，記者在直播平臺搜索“代打電話”，發現同時段有30多個直播間正在提供代打電話服務，許多主播還會在用戶名里加入“情感電臺”“心聲傳遞”等字眼。代打主播中，有的是像小莉一樣的全職主播，還有許多主播則把代打電話看作是一個門檻較低的兼職創業的“新賽道”，并在個人介紹里直接表明自己是為了賺房租，“求點贊關注”。
收費代打存在法律風險
“收費代打電話成本較小，不受地域空間限制，完成起來較為輕松，因此吸引了一些人想要從中撈金。但它本質上是一種勞務服務關系，首先必須建立在合法的基礎之上。”陜西學高事務所律師劉晶對記者表示，一些網絡主播在代打電話的過程中確有“打擦邊球”的嫌疑，“代打行為中如果有代罵人、代討債、代他人做一些欺騙性測試、惡搞“整蠱”，則明顯有違公序良俗。這種代打服務，不應倡導，更不應該跟風追捧”。
“我是她朋友，她把我拉黑了，你幫我打給她，讓我聽聽她的聲音……”記者注意到，在一些代打電話直播間中，經常會有類似這樣聲稱自己已被對方拉黑號碼，想請主播幫忙聯系的服務請求。但在直播間，主播幾乎不會去核實雙方身份關系。許多被打電話的人也在完全不知情的狀態下，被泄露了電話號碼，甚至感到被騷擾。
“主播提供代打電話服務并收費存在一定的法律風險。”北京周泰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曹莉認為，結合不同的情形，代打電話服務收費可能涉及民事侵權、治安違法，甚至是刑事犯罪。
“該行為可能侵犯了接電話一方的隱私權等合法權利，如果代打電話有辱罵、騷擾行為，還有可能被治安處罰。”曹莉說，“此外，該行為如果是主播明知付款方具有犯罪的故意仍幫助代打電話，則有可能構成共犯，結合不同的行為可能涉嫌侮辱罪、尋釁滋事罪等。”
“對新興的代打服務，委托人和網絡主播應該謹慎自律，同時網絡平臺應該設置一些日常的監管機制。如果發現有違規現象，應當及時制止并給予相應人員一定的懲戒措施。”劉晶表示。
監管要及時關注“新賽道”
在這個幾乎每天都會有新主播產生的時代，直播領域也在不斷深耕中產生了許多“新賽道”。為了博取流量，在這些所謂的“新賽道”上也產生了一些違規違法問題。
前段時間，網上就出現了以“刑滿釋放”為標簽的博主，他們通過分享鮮為人知的個人經歷來博取關注度和流量。對此，今年1月，廣電總局要求網絡視聽平臺進行全面排查。截至1月21日晚，共排查處置違規賬號222個，主要涉及炫耀服刑經歷、用“服刑梗”創作搞笑視頻、利用刑滿釋放“人設”營銷帶貨等違規問題。
“網絡從來就不是法外之地，對于所謂的‘新賽道’，執法機關要及時關注。”曹莉認為，在立法層面還有兩個問題亟待解決。一是對于一些“擦邊球”行為并未在法律層面給出明確、清晰的完整定義，這就導致執法部門對于一些行為難以把握是否違規。二是相關規定不可避免地具有成文法固有的滯后性特點。
曹莉表示，直播領域在出臺新規時，能否對于目前僅是苗頭性的行業問題進行綜合協調性的有效監管，從而將新形式的低俗直播“扼殺在搖籃之中”，同時又避免一旦問題突出就實行“一刀切”式的運動式監管，尤為關鍵。
“平臺自身要加強監管，也要加強對相關主播及其隸屬的MCN機構進行有效的價值觀引導和約束。賣慘、獵奇等錯誤的價值觀對受眾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尤其是對廣大青少年長期傳播錯誤的價值觀，很容易積小惡成大惡。整個行業必須守住基本底線，堅持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孫佳山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