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近千萬元的續訂費用，知網再次卷入輿論風波。
4月8日，一則落款為中國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的郵件顯示：同方知網技術有限公司暫停中科院對CNKI數據的使用權限，即日起，CNKI科技類期刊和博碩士學位論文數據庫無法下載。
該郵件稱：在多輪艱苦談判后，CNKI數據庫依然堅持接近千萬元的續訂費用，給出的集團組團方案在成員數量、單家價格方面條件相當苛刻。
通知CNKI科技類期刊和博碩士學位論文數據庫無法下載的郵件
中科院負責此事的工作人員通過媒體證實此事屬實，但知網在回復另一家媒體則表態情況“不屬實”。
究竟是知網暫停中國科學院對CNKI數據庫的使用權限不屬實，還是中科院無法承擔千萬級別的續訂費用和“苛刻”的續訂條件不“屬實”，細節仍有待分說。
不過，此前已有多起高校中斷知網服務的消息傳出，同類事件的數次發生顯示，知網訂購費用對各高校經費預算的壓力，是存在的。
“每年都有（壓力），每年都有漲價。”廣東一高校圖書館數字資源建設負責人告訴南風窗，“每個學校策略有差異，但都希望漲價少些。”
做學術、科研的人，對中國知網不會陌生，它是國內最大的知識數據庫，自稱“中國知識基礎設施工程”。但作為一家商業數據庫，知網做的是學術生意。
同方股份公司財報顯示，2021年上半年，同方知網主營業務收入4.9億元，毛利率高達51.3%。
近年來，知網飽受爭議，批評主要集中在：壟斷高收費、三方利益分配不合理、版權爭議、過度商業化阻礙了學術傳播。
知網貴在哪？
貴，是人們對知網的第一個抱怨。
對個人用戶來說，知網期刊論文的收費標準是0.5元/頁，以國內經管領域權威期刊《經濟研究》為例，單篇文獻頁數在15頁上下，單獨下載需要支付7.5元。碩士論文15元/篇，博士論文30元/篇。
評估這一價格是否合理，我們需要一個參照系。
對比來看，個人下載方面，知網、維普和萬方的價格基本處于同一水平；
如果跟ScienceDirect（外文學術出版商Elsevier旗下數據庫）相比，中國知網的標價并不算貴。
知網和同類數據庫的價格對比
不過，需要特別說明的是，ScienceDirect數據庫并非是全部收費，它設有5種訪問級別，分別是開放獲取（openaccess）、開放存檔（openarchive）、全文訪問（fulltextaccess）、僅有摘要（abstractonly）、禁止訪問（noaccess），其中前三項無需付費，只有后兩項需要付費才能獲取全文。
其中，包括250種完整出版物在內的超過120萬篇文章可開放獲取，比例占到總數的7.5%，《Lancet》《Cell》等頂級期刊的文獻可以免費下載。
對于在校師生來說，“知網論文貴”的問題表面上并不存在，因為學校財務預算會買單兜底，訂購知網數據庫的使用權限。但背后，是過去多年里，校方和知網因價格問題的多起矛盾。
2013年底，云南省多所高校停用中國知網，起因為中國知網各數據庫大幅漲價，聯合采購項目談判陷入僵局。2016年3月，北大出于同樣的漲價原因，續訂談判期間一度貼出“可能停用知網”的通知。
2016年3月31日，北京大學圖書館貼出的關于“中國知網可能中斷服務”的通知
檢索中國政府購買服務信息平臺顯示，2013年以來，各科研機構訂購知網數據庫項目的成交價格在幾十萬到數百萬不等，比如2022年，復旦大學的采購價是82.5萬，清華大學是188萬。
南風窗從知網銷售人員和高校負責數據庫采購的工作人員處了解到，價格的差異首先取決于購買的子庫方案，不同單位根據自己的需要從知網上百個子庫中進行選擇。
同樣尋找參照系，以華南地區某211院校為例，2019年的一份圖書館數據庫采購項目公告顯示，知網數據庫成交價格為110萬，比上一年度漲了7萬，相比之下，超星、萬方的成交價依次是10萬和10.3萬。
至于此次身為科研單位的中科院，傳出遠高于高校、“近千萬級別”的知網續訂費，前述采購數據庫的負責人提供了一個參考角度：“（郵件）底下有提到成員數量，要看全院包括哪些單位與用戶。（不同于）北大（等高校）是一個經費獨立核算單位，中科院比較復雜，在全國各地有很多科研院所。”
“知網作為最大的中文數據庫是獨一無二的，價格方面漲確實在漲，在老師、學生還有學校各項建設需求下，圖書館的現有經費非常緊張。但學生有需要我們也要盡力滿足，價格就不是首先考慮的問題。”負責廣東某高校圖書館數字資源建設的劉強（化名）告訴南風窗。
漲價是國內外各大學術數據庫的基本走向，區別只在于上漲的幅度，這一幅度體現著數據庫的底氣。
“關鍵在于收錄內容的權威和全面，數據庫不做全是沒有價值的。”浙江傳媒學院編輯出版專業教授杜恩龍對南風窗表示，和國內其他數據庫相比，知網的收錄更為全面。
漲價是商業利益驅使，而接受漲價則是因為對數據庫的依賴。而這一切動向，都與數據庫市場的壟斷相關。
“如果不買數據庫，那么很容易就會跟最前沿的學術動態脫節。對很多人來講，知網數據庫是獲取科研信息的重要途徑。”杜恩龍告訴南風窗。
另有調查顯示，國內醫學科研成果，對于Elsevier數據庫的依賴程度達到了49%。“如果我們不買數據庫，我們每年的醫學科研成果就可能減少一半。你想這不很可怕嗎，你敢不買嗎？”杜恩龍告訴南風窗。
也就是說，購買者是“卑微”的，商業數據庫作為賣方，從來都不太需要擔心價格。
灰色的版權
中國知網出身不凡。
據企查查，知網全稱為同方知網數字出版集團，由《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志社有限公司等五家企業組成。其中上述公司由清華大學主辦，主要負責知識資源的組織與采集、資源產品策劃與設計、內容編輯與產品出版，擁有CNKI數據庫的總體和內容編輯版權。清華控股有限公司是其控股公司。
知網最初得到關注，在于1995年，時任清華信息公司總經理王明亮提出一個全文數字出版系統的設想——CAJ-CD（交換、處理、檢索、評價文獻數據的技術規范），適應了學術界對數字出版的需要。
相比傳統紙質出版，數字出版的效率更高，無論在獲取科研信息、發表學術成果、影響力傳播方面都是如此。于是，學術界和期刊界積極合作，參與數據庫的建設，就有了今天最大的中文數據庫知網。
但是，隨之而來的很多新問題，比如數字出版牽涉的著作版權和知識產權保護，多年來始終備受爭議。直至今天也沒有得到妥善解決。
由于新的數字版權制度規范還未形成，目前主要是知網這樣的平臺掌握主動權，讓“低買高賣”得以持續多年。
作者投稿，被學術期刊錄用和紙質出版，期刊雜志社再將文章授權給知網，這是數字出版的一般流程，也是知網文章來源的主要路徑。在這一過程中，創作者、學術期刊、知網平臺都是利益的相關方。
知網從學術期刊獲取文獻的成本很低，有的只是象征性地一年支付幾千或小幾萬塊錢，這并不能減輕期刊自負盈虧的壓力。
“現在很多學術期刊不敢不讓知網轉載，因為一旦在網上檢索不到你期刊的文章，那影響力會因此下降，轉載之后還能擴大名聲，錢在這時候不是主要的。”杜恩龍告訴南風窗記者。
2020年3月2日，知網發布延長免費服務期與新增服務項目的公告，稱將繼續提供免費服務到2020年4月3日
不同于愛思唯爾、斯普林格等是學術出版機構，但都擁有在線和印刷版期刊可以形成競爭，也不同于科學網（Webofscience）是一個通向不同數據庫的學術文章檢索平臺，知網既掌控了絕大多數數字出版的渠道，也具備相比國內競品更健全的文獻檢索和分發的功能，因此面對原創作者、學術期刊都有了更大的話語權。
學術發表需求旺盛，增加了知網的價值，低成本則是知網毛利率較高的一個重要原因。
2018年同方股份的半年度報告里，曾專門透露了同方知網的毛利率為58.83%，要知道，就連以高附加值著稱的蘋果公司，毛利率也沒超過40%。
在此基礎之上，圍繞版權的爭議卻始終沒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利益分配的合理性也積累了不滿。
“中國知網轉了我六七十篇文章，我從來沒有收到它的轉載費用，期刊也沒有支付過。”杜恩龍曾在一次博覽會上見到知網的人，詢問過這件事，對方告訴他知網上有一個按鈕，可以點擊查看，操作申領，但他并沒有找到。
南風窗記者登錄知網頁面，只在頁面最底端，一個名為“版權公告”的小五號灰色字樣里找到一個“學位論文稿酬通告”，而這份通告的發布時間是2016年10月。其他類型的稿酬如何申領暫未發現。
知網上關于學位論文稿酬的通告，而這份通告的發布時間是2016年10月
這份通告中提到：被知網錄用出版的碩博士學位論文，作者可聯系知網領取稿酬，學位年度2008年以后的博士論文著作權人，可一次性獲得面值400元人民幣的“CNKI網絡數據庫通用檢索閱讀卡”和100元人民幣現金稿酬，碩士論文著作權人對應的是300元的閱讀卡和60元現金。同時，錄用之后不限制作者在其他渠道發表。
根據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一份《使用文字作品支付報酬辦法》，原創作品的基本稿酬標準為每千字80－300元，改編作品每千字20－100元。
一篇碩士論文的字數一般不少于3萬字，博士論文的字數要求通常不低于10萬字。如果按照這一辦法，知網支付的學位論文稿酬遠遠低于上述標準。
南風窗詢問到3名學位論文被知網收錄的碩博士生，但他們都表示不知道有這項通知，也從未收到過稿酬。其中一名碩士畢業生只記得，自己曾經簽署過一份學位論文使用授權書，其中就包括允許學校將論文收錄進數據庫。
對于稿酬，另一名負責碩士學位事項的某211院校輔導員給予南風窗的回答也是“沒聽說”。
如果上面說的這些只是圍繞版權的不太合理的利益分配，那么2017年，文著協訴中國知網侵犯會員汪曾祺著作權糾紛案，知網則構成了侵權。
2017年7月，在諸多會員投訴中，文著協選取汪曾祺《受戒》一文起訴知網，在未獲得作者許可，也沒支付稿費的情況下，上傳文字作品，侵犯作者網絡信息傳播權。
2018年，法院一審認定知網侵害著作權人的信息網絡傳播權，應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賠償萬元損失。知網之后兩次上訴，均被駁回，法院維持原判。
2017年，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起訴知網侵犯汪曾祺著作權。2019年6月26日，文著協官網發布公告稱終審獲勝
頗為無奈的是，這一案件掀起的水花之下，是更多人的被迫忍氣吞聲和不了了之。學術評價體系的外部因素影響下，很多作者為了發表、收錄、引用的結果，一些期刊為了提升自身的學術影響力，而不得不放棄對著作權益的維護。
從這一角度來說，知網的爭議，還有包裹在版權之下的學術評價問題。
付費不等于保護知識產權
付費是知識產權保護的一種手段，但問題是，由誰付費，以及保護誰的知識產權？
事實上，這種保護，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
“知識產權保護，不是我們本土的產物，而是來自西方的一種制度。這種制度保護的是知識創新者的利益，保護的是知識發達國家的利益。也就是說如果你是窮人，你沒有錢買這個數據庫，那你就沒有權利享受人類的最新科研成果，從人類共同進步的角度來講就是一個悖論。”杜恩龍對南風窗分析道。
對知網和ScienceDirect這類商業數據庫來說，吊詭的地方就在于，豎起了付費墻，但這道墻未必如我們所愿，起到應有的版權保護作用，有時反而一邊侵害著著作權人的利益，另一邊低買高賣，把一批人拒之門外。
ScienceDirect首頁
這樣的付費墻，逐漸被人質疑。
于是有一種聲音出現了：我們需要沒有付費墻阻隔的科學，任何好奇的公眾都可以自由且無限制地取用學術成果。
2006年，在瑞典成立了一個海盜黨，這個政黨關注知識產權的相關議題，主張改革版權法、廢除專利、尊重隱私。
關于版權，它的創始人、IT企業家RickFalkvinge有十分激烈的看法。
他認為，現行的版權制度已經過時，不應無止境地限制知識共享。版權法的原意就是制造壟斷，而不是為了保護作者。如今分發資訊的成本極低，壟斷是毫無必要的，專利制度也和鼓勵創意無關，使用專利的多為大型公司所用，它的存在是科技進步及個人自由的最大障礙。
2011年，一個為訪問者提供免費的學術文獻的網站，Sci-Hub出現。
一位哈薩克斯坦研究生亞歷山德拉·埃爾巴金因為獲取學術論文的成本過高，成立了Sci-Hub。他運用特定帳號，每天從各大學術出版網站下載文獻，并從后臺更新上傳到Sci-Hub網站。
目前，網站聲稱收錄了超過8000萬篇論文，每天為訪客提供數十萬份文獻。其首頁寫著：致力于清除科學道路上的一切障礙。
當然，Sci-Hub也沒能逃過侵權的指控。2015年，Elsevier向紐約地方法院提交訴訟，指控Sci-Hub侵犯著作權，要求網站永久關閉并支付賠償。
2017年6月，法院裁定Sci-Hub向Elsevier賠償1500萬美元的侵權損失，但Sci-Hub沒有資產，它的運營者也沒有意愿支付這筆賠償。事實上，Sci-Hub仍然運行至今，只不過是以被封禁和重新上線的游擊戰術存續著。
Sci-Hub首頁
英國倫敦帝國學院的結構生物學家StephenCurry2017年6月在《Nature》的一篇評論中感慨道：“Sci-Hub顯然是非法的，但是它在學術界內部和外部如此受歡迎的事實，是許多人對學術出版現狀感到沮喪的征兆。”
這份沮喪背后的疑問是，新創造的知識應該走向哪里，誰來支付版權，誰能共享，如何實現它的價值最大化？
另一束光打破知識壁壘，另一個切口提供了一束光，得到了多國認可和支持——由政府或公益基金資助的科研項目，研究結果也應由納稅人免費獲取。
在歐洲，這一設想被起名為S計劃。
這樣的倡議是對現有學術出版制度的挑戰，更是對學術商業性和公益性的一次調整。
事實上，現有國內大學或科研機構的科研項目中，不少得到了政府經費資助，比如國家社科基金、自然科學基金、教育部課題資助等，但多數科研成果并沒有在正式渠道免費下載。
納稅人資助的科研項目，卻成了出版商設置訪問權限并借機賺錢的工具，這種公益性為商業做嫁衣裳的合理性也引起不小的質疑。
2012年，中國社科院建立了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數據庫，推進學術資源的公益使用、開放共享，公眾可以免費下載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的論文成果,但其影響力仍然無法和知網相抗衡，缺乏商業驅動是原因之一。
如果沒有商業運營的介入，學術傳播未必會比現在更有效率、更有秩序，這是知網和Elsevier的成功之處，也是我們接受商業規則的理由。可一旦這種商業性阻礙了人類智識和創造力的自由傳播，就可能造成知識私有化的不平等，這是我們不愿意看到的。
“技術讓知識越來越便宜，而壟斷讓價格越來越昂貴。”2020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閩景關于“知網”提案的一句話就已經引起網絡討論。
倪閩景在提案中所建議的，是把中國知網納入政府購買服務，一部分功能（比如瀏覽和下載論文）供國內用戶免費使用，另一些服務（如論文查重、論文引用檢索、大數據服務等）繼續收費。
不少人為這個建議點贊，希望在行動中推進。
政府買單，有利于打破知網的壟斷局面，增加公共服務，而保留付費項目，則考慮了知網的盈利需要，兼顧了公益性和商業活力，雖有難度，但不失為一個好的設想。
知識產權的保護，也許需要商業規則，但回歸學術與知識本身，我們更傾向于把它看作一種公共財產。
提出知識共享，并非是設想一個信息烏托邦，而是希望開拓一片能將先行者的思維成果最大化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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